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月，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还说中国自神农氏以来，至于汉魏，皆无佛法，而年祚长久，“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最后他提出建议：“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傅奕接连上疏11道，言词激烈。唐高祖乃以其疏付群臣讨论。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奕争论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回答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4]同时释明概也撰《决对论》，并上表，列八条理由破傅奕毁佛论，他说：“奕忽肆狂言，上闻朝听，轻辞蔑圣，利口谤贤。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鸠响，专欲破灭佛法，毁废众僧，割断衣粮，减省寺塔。”[5]可见傅奕反佛在当时已引起朝野注目，影响十分广泛，对佛教构成严重威胁。之后，道教徒也加入论战，形成儒、释、道三家大辩论的格局。高祖曾下令沙汰佛、道二教，但不久即因唐太宗即位而没有来得及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