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夏日里，我的同代人有些去了波士顿或罗马，投身高雅的艺术；有些在印度冥思苦想；其他的则到纽约或伦敦去做生意。而我呢，却与新英格兰其他的农民一道献身农事。
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吃豆子，我生性属于毕达哥拉斯派（不食豆派）。但只要关系到大豆，不管它们是为了食用，还是为了选举或换取大米，将来或许还是会在某个人的寓言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了比喻或象征，总得有人在田间劳作吧。总之，这是一项难得的娱乐，但如果持续时间太长，也可能成为一种虚耗。
尽管我没有施肥，也没有一次性把所有地都锄一遍。但我经常是一到地里就开始锄，最后也得到了相应的报偿，正如伊夫林所说：“实际上，任何复合肥料或粪肥都抵不上勤快地挥锄动铲，来翻新泥土。”他又接着说：“土壤，尤其是新鲜的土壤，蕴涵着某种磁力，可以吸住盐、力或营养（随你怎么叫吧），来赋予农作物生命力。正因如此，我们辛勤劳作来养活它，也养活我们自己，所有的粪肥与其他污秽之物只不过是此种优良品的替代品。”此外，这是一片“耗尽肥力的、贫瘠的土地，它正在享受着安息之日”。或许正如凯南尔姆·迪格比爵士认为的那样，它们从空气中吸取了“生命力”。我收获的豆子居然共有12蒲式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