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陶行知的朋友如何帮助村民组建了一个棉花生产工学联合。在组织农民进入工学联合时，对于陶行知和他的朋友们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使他们感觉到需要组建社团和把他们为了生活的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在农民中调查，陶行知发现劳动的划分是认识农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棉花的生产占据了宝山地区70%的农用地，就能很好地意识到应该首先组织棉花生产的农民。陶行知的朋友决定以申家楼村作为开始，这个村子是最大的棉花生产的村子。在1933年7月，张新福邀请17个大的棉花种植者开会，向他们解释科学种植，为生产提供组织和共同援助，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一些不法商人操纵市场的好处。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去参观城里农业实验基地是一个很受启发的经历，在城里的实验基地，专家向他们解释如何使用改良的种子，新的方式，正确的程序步骤，新的工具并且向他们展示在试验基地里种植的棉花。在申家楼村的村民用这些新的种子、方法、工具和互助合作，在同一年达到了一个大丰收，平均产量上升了75%，从1933年的42斤至1934年的75斤。受到成功的鼓舞，申家楼工学团发起了众多有关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其他项目。甚至在日本人的控制区内，一些学员也组织起来相互提供帮助。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申家楼的棉花生产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其生产合作扩大到了37个村。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接管后，合作村庄的数量再次增长到98个。这两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村庄组织、互助合作的巨大潜力，也反映出这种方式是乡村重建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