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北方文化同南方文化的差异，远不止于学术和宗教两端。在文化的很多方面，南北都有各自的风格。北方文化中的胡汉杂糅色彩，表现得要比南方浓烈。在胡汉民族长期接触过程中，汉民族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各少数民族，胡人汉化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也在双方融合时积淀下来。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实际上是十六国以来部落兵的继续，因为比东晋南朝世兵制赋予士兵更多的人身自由，故战斗力强，并一直延续到隋代至唐前期。在音乐方面，南北的区别是“陈梁旧乐，杂用关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27]。南方伴奏，虽也夹杂胡乐，但以汉乐为主；而北方胡、汉乐器在宫廷乐队中的比例约为三比一。至于胡舞则风靡北方，与南方传统的汉人舞蹈，风格迥异。胡服、胡食和胡床等外在的物质文化，更已成为北方汉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若就价值取向而言，南人北人也有很大不同。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由轻悍好斗逐渐转向柔靡怯懦，显然是受北来大族影响的结果。南渡的北方大族，对于武人、武事、武职的评价素不甚高。东晋外重内轻的格局更使居中执政的高门士族普遍厌恶武人、贬斥武事，进而在心理深层中积淀下轻武鄙武的观念。进入南朝后，武职降为浊官，是世代盘踞“职闲廪重”清官的高门士族不屑一顾的职位。南士恰恰从这方面向北方高门效颦，结果使祖宗传下的尚武之风消散殆尽。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巨大变化，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社会风气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北方，由于受胡人骁勇善战的习尚影响，尚武精神逐渐在中原地区深深扎下根来。它一扫晋人玄风相扇、奢华颓弱之风，使社会上下勃发出一股刚阳雄武之气。当时，不仅“河北文士率骁兵射”，就是妙龄女儿亦能“褰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即使士人行文，也是“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于词，便于时用”[28]，与南士妩媚艳丽的文风截然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