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育改革
经院教育是为培养神职人员，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这类教育不实用，又压抑人性，因其一贯宣扬人有原罪的观念，要靠全心全意服从上帝才能得救。孔多塞回忆童年经历时，批判教育枯燥无味，偏离现实，“整整六年学习拉丁文，仅能了解一点地理和历史知识，以及演讲和写作的技巧”[85]。这是一个人的抱怨，又是一代人的不满，老式教育延缓了健全人格的成长，他在中学毕业时仍有哺乳期的天真眼神，不知如何应对艰难的生活。18世纪初，耶稣会对教育有所变通，注重法语教学，为学生提供新式科学仪器，但仍过于重视古典知识。特拉松神父（Terrasson，1670—1750）曾任法国皇家中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不满于荷马的不良影响与亚里士多德的粗浅理论。
改革呼声渐起，变还是不变关乎个体和民族的前途，这一点在欧洲已是共识。1650年，英格兰的杜里（J. Dury）出版《学校改革》（The reformed school），“大学教育滞后，效率低下，没有系统的方法，缺乏有能力的教员”；在法国，呼吁改革的论文、书籍、小册子大量出版。[86]教育改革目标渐渐明确，即世俗化，讲究现实功用，不再顾及上帝需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