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医委会开证明时，我在蒙松医院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他的左眼受伤了。他对我很友好，还给了我几支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只会互相攻击。”说完我们便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说来也怪，只要是在靠近前线的任何地方，人们的情绪就会立刻变得不一样起来。党宗派别间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烟消云散。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想过会有哪个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为我曾服务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这是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距离战争更远的地方才会发生的事情。谢塔莫有大批突袭队员，他们是从巴塞罗那调过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的。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战斗作准备的部队，他们中有很多人从未打过仗。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是他们说了算，但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常常要与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十五六岁的娃娃民兵套近乎。
蒙松医院的医生又一次将我的舌头拽出来，把镜子塞进喉咙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像之前的那位医生一样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再也发不出声音了，神情里依旧带着那种不可思议的欢快。他给我在检查证明上签了字。当我在等待接受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一场无比残忍的非麻醉手术让我永远不愿再想起，却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只听尖叫声一声又一声地震彻耳际，我仿佛看到了手术刀在一刀一刀地割下去，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踢得横躺遍地，地板上的血水和尿水早已混在了一起。